王梓鈞 作品
0790【德政】(第2頁)
朱銘對“景興”不太滿意，認為過於文縐縐的沒氣勢：“年號之事，你們回去再慢慢想，十一月以前必須敲定，現在還有大半年時間。”
“是！”
眾臣領命。
朱銘又說：“年號不能更換頻繁，以免紀元之時難以分辨。從今往後，一個大明皇帝，終身只能有一個年號。”
眾臣雖然對此感到驚訝，但也沒有反對的理由。
皇帝不願瞎折騰，他們能省不少事兒。
特別是崇尚德政、仁政的官員，更樂於見到這種局面。
大明開國以來，各種禮儀都寫進了《大明律》。
一是定下簡樸的喪葬祭祀風格。
皇帝的喪期和墓葬，都恢復到宋初，主打一個不擾民。
二是弱化避諱。
只要不跟皇帝的名字完全重合，一兩個字相同無所謂。
還有宋徽宗搞出亂七八糟的避諱，比如“龍”之類的，全部從避諱詞當中取消。
朱銘繼續說：“大位交接之後，閣部院寺官員職務皆不變動。”
“太子聖明！”
眾臣齊聲呼喊，都徹底放下心來。
朱銘再說：“我登基之時，並不大赦天下罪犯，但要給天下萬民減稅。內閣與戶部，商討一個減稅方略。記住，商賈的榻稅、鋪稅、過稅之類的不能減。”
這是仁政，必須讚歎，官員們再拜。
朱銘還在說：“在減稅詔書裡面，還要寫以下內容——”
“第一，各省全面穩步推行攤丁入畝。”
“第二，清丈田畝時，鼓勵地主到官府自報隱田。自報之人，如果核對無誤，前幾年的逋賦不再追究。若有隱田被官府查出，不但要補交欠稅，還要十倍罰交錢糧！”
“第三，朝廷會派遣大量御史前往各地巡視稅收。除了五代以來就有的定額鼠雀耗，其餘折變、面耗、雜派一律取消。這是開國就定下的規矩，可直到去年還有官吏在徵收。現在配合吏役改革，基層吏役有了薪俸，絕對不準再濫徵雜稅！被抓住就是罷官流放，嚴重者直接砍頭！”
……
宋朝瘋狂加稅，從偉大的宋仁宗開始。
加稅的直接結果，從中央統計數據就能看出。
整個北宋的官方數據，全國戶口和田畝一直都在增漲。唯獨宋仁宗執政時期屬於例外，戶口和田畝數量雙雙下跌。
戶部很快就拿出減稅方案，並且遞交到內閣討論。
戶部尚書方孟卿對閣臣們說：“前宋殘民加稅，自仁宗朝始，商稅加得尤其多。就連開封城外的農民，挑著瓜果進城叫賣都要徵稅。農民種地已經交過兩稅，若是瓜貨賣得多自當再徵商稅。可小民挑著少許瓜果進城，只是沿街叫賣，賺些微薄小錢餬口，這時去收商稅於心何忍？”
宋仁宗瘋狂加徵商稅，把全國農業稅的比率，降到總稅收的56%。這放在農業社會是難以想象的。
農民又得到什麼好處了嗎？
當然沒有。
朝廷通過各種雜派，變相增加農業稅。此風一漲，官吏趁機跟進，瘋狂盤剝農民，而國庫卻沒增收多少。
方孟卿說道：“對商稅的減稅方略，是酌情降低或者取消，恢復到宋仁宗登基之初。當然不是全面恢復，大約要保留加稅的一半，因為宋初確實收得不算高。主要是取消針對小商小販的加稅，尤其是農民進城賣貨的稅收！”
“是！”
眾臣領命。
朱銘又說：“年號不能更換頻繁，以免紀元之時難以分辨。從今往後，一個大明皇帝，終身只能有一個年號。”
眾臣雖然對此感到驚訝，但也沒有反對的理由。
皇帝不願瞎折騰，他們能省不少事兒。
特別是崇尚德政、仁政的官員，更樂於見到這種局面。
大明開國以來，各種禮儀都寫進了《大明律》。
一是定下簡樸的喪葬祭祀風格。
皇帝的喪期和墓葬，都恢復到宋初，主打一個不擾民。
二是弱化避諱。
只要不跟皇帝的名字完全重合，一兩個字相同無所謂。
還有宋徽宗搞出亂七八糟的避諱，比如“龍”之類的，全部從避諱詞當中取消。
朱銘繼續說：“大位交接之後，閣部院寺官員職務皆不變動。”
“太子聖明！”
眾臣齊聲呼喊，都徹底放下心來。
朱銘再說：“我登基之時，並不大赦天下罪犯，但要給天下萬民減稅。內閣與戶部，商討一個減稅方略。記住，商賈的榻稅、鋪稅、過稅之類的不能減。”
這是仁政，必須讚歎，官員們再拜。
朱銘還在說：“在減稅詔書裡面，還要寫以下內容——”
“第一，各省全面穩步推行攤丁入畝。”
“第二，清丈田畝時，鼓勵地主到官府自報隱田。自報之人，如果核對無誤，前幾年的逋賦不再追究。若有隱田被官府查出，不但要補交欠稅，還要十倍罰交錢糧！”
“第三，朝廷會派遣大量御史前往各地巡視稅收。除了五代以來就有的定額鼠雀耗，其餘折變、面耗、雜派一律取消。這是開國就定下的規矩，可直到去年還有官吏在徵收。現在配合吏役改革，基層吏役有了薪俸，絕對不準再濫徵雜稅！被抓住就是罷官流放，嚴重者直接砍頭！”
……
宋朝瘋狂加稅，從偉大的宋仁宗開始。
加稅的直接結果，從中央統計數據就能看出。
整個北宋的官方數據，全國戶口和田畝一直都在增漲。唯獨宋仁宗執政時期屬於例外，戶口和田畝數量雙雙下跌。
戶部很快就拿出減稅方案，並且遞交到內閣討論。
戶部尚書方孟卿對閣臣們說：“前宋殘民加稅，自仁宗朝始，商稅加得尤其多。就連開封城外的農民，挑著瓜果進城叫賣都要徵稅。農民種地已經交過兩稅，若是瓜貨賣得多自當再徵商稅。可小民挑著少許瓜果進城，只是沿街叫賣，賺些微薄小錢餬口，這時去收商稅於心何忍？”
宋仁宗瘋狂加徵商稅，把全國農業稅的比率，降到總稅收的56%。這放在農業社會是難以想象的。
農民又得到什麼好處了嗎？
當然沒有。
朝廷通過各種雜派，變相增加農業稅。此風一漲，官吏趁機跟進，瘋狂盤剝農民，而國庫卻沒增收多少。
方孟卿說道：“對商稅的減稅方略，是酌情降低或者取消，恢復到宋仁宗登基之初。當然不是全面恢復，大約要保留加稅的一半，因為宋初確實收得不算高。主要是取消針對小商小販的加稅，尤其是農民進城賣貨的稅收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