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275【遍地蠻夷】

　　秦漢時期的成都城，形似烏龜，又叫龜城。

　　唐宋時期的成都城，因為把龜城包羅在內，又叫羅城。

　　據不準確考證，北宋城市人口數量，開封第一，洛陽第二，成都第三。

　　距離城牆還有好幾裡，朱銘就看到大片房屋，城外也已經形成街市。由於缺乏規劃，稍微顯得雜亂，進城之後就規整了。

　　成都的城市中軸線主幹道，街面寬達八米，全部鋪了地磚。

　　地磚是凸起的，中間高，兩邊低，便於排水。下水道雖然不如東京，但也深一米多。

　　城牆周長12公里，底厚8米，高度8米，城內面積7.3平方公里。

　　朱銘仰望八米高的城牆，不由撇了撇嘴，這玩意兒得智取啊。

　　從城市中心穿過，很快又發現城牆，原來成都還有一座內城。即便外城被攻破，內城還能繼續防守。

　　魏應時看著川流不息的人群，不由驚歎道：“吾所見城市，只有東京比成都繁華。”

　　張鏜說道：“不愧天府之國，但洛陽還是比成都繁華一些。”

　　宋代的商稅很有意思，它有一個額度，而且是浮動額度。

　　隨便以一個縣舉例，計算該縣前五年（初為三年）的實收商稅，每年同比增加的商稅取中數，每年同比下降的商稅取高數，通過計算來確定今年的商稅新額。

　　這種新額，又是今後數年的祖額，形成一個商稅標準，從而判定官員的政績。

　　所以宋代的商稅很穩，且穩中有升，不像明代那樣越收越少。

　　朱銘在金州的時候，農業稅雖然收得不達標，商稅卻是超額貢獻。私欄被取締之後來往商船明顯增加，官府收到的商稅也大大增漲。

　　若以商稅考評政績，朱銘能判個優異。

　　《宋會要輯稿》在熙寧十年，完整統計過全國商稅額度。

　　若只論單個城市商稅，東京40萬貫排第一，杭州8.2萬貫排第二，楚州（淮安）6.78萬貫排第三，成都6.75萬貫排第四。

　　若論州府商稅，即把縣城、市鎮也算進去，開封府排第一，杭州府第二（18.6萬貫），成都府排第三（17.1萬貫）。

　　商稅大體能夠衡量一個地區的繁榮程度，淮安單個城市商稅奇高，那是被鹽運給推上去的。把縣城市鎮也統計在內，還是杭州府和成都府更能打。

　　方臘攪亂杭州府，若再有人佔了成都府……可不止是商稅問題，還有田賦和其他苛捐雜稅。

　　……

　　親隨們有些帶著家眷，朱銘讓他們在成都玩幾天。

　　趁著機會，朱銘親自騎馬出城，去探知本地的鄉間民情。

　　很快他就發現，成都附近的土地兼併極為嚴重，同時似乎又不怎麼嚴重。

　　說嚴重，是土地多被一些大姓佔有。

　　佔地最多的，除了王、範、宇文三家，還有楊、李、郭、張、趙、劉、房、杜、勾龍、周、宋等等家族。

　　說不嚴重，是這些家族不斷分家，土地也不斷分出去。

　　這些家族的歷史太悠久了，以至於產生大量的小地主和自耕農。礙於同族同姓，主宗非但不能強佔，還得給他們提供幫助。